元觉仙的传奇，并非孤星闪耀。
第一任支部书记、院长罗知万，勤恳工作数十年。他有一本发黄的笔记本，封皮写着“防疫日记”四个字，日记里密密麻麻记录的，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辖区内每个村庄的户数、人口数，还有村民们常犯的常见病、多发病，每一笔都写得认真细致，藏着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担当。
上世纪50年代的安岳，农村卫生条件极端落后，土路泥泞、厕所简陋，钩虫病、肠道疾病在乡村频繁发生，肆虐的疫病不仅折磨着村民的身体，更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那时，医院的核心工作，就是深入乡村开展防疫宣传、普及卫生知识、为村民查体送药，而罗知万，总是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。
最让人难忘的，是一次去偏远山村防疫的经历。那天，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转眼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崎岖的山路变得湿滑难行，脚下的泥土不断打滑，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。途中，罗知万不小心脚下一滑，重重摔在山坡上，背上的药箱也顺着山坡滚了下去。他不顾身上的疼痛，连身上的泥土都来不及拍，手脚并用地往山坡下爬，手心、膝盖被碎石划得鲜血直流，也丝毫没有停下。
等到他好不容易爬到药箱旁，浑身早已被雨水和泥土浸透，变成了“泥人”，可他第一时间把药箱抱在怀里，小心翼翼地打开检查里面的药品，一瓶都没有碎，完好无损。那一刻，他紧绷的眉头才慢慢舒展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每当村民们远远看到那个戴着旧草帽、背着药箱、踏着泥泞走来的熟悉身影，就会不约而同地笑着喊：“罗书记来了！罗书记来了！”大家纷纷从屋里走出来，端着热气腾腾的热茶，拉着他的手，热情地请他进屋歇脚、取暖，他却总是摆摆手：“先看病，先看病。”乡亲们眼神里满是信任与依赖。
（1998年的杨家湾门诊部）
院长秦伯成，他一辈子就钻一件事，痔疮诊疗。自从拜元觉仙为师后，他便潜心琢磨那只老竹筒里藏着的用药玄机与手法精髓。他的案头，常年摆放着一本手抄的《肛肠方论》，封皮被岁月磨得发毛、边角卷成了小卷，纸张也泛着陈旧的黄。内页密密麻麻写满了他的临床心得，哪味药要在哪个时节采摘药效最足，哪种诊疗手法对体质患者要轻缓几分，哪些重症需要搭配针灸辅助调理，字字句句都是他日积月累的实践沉淀。
只要得空，他就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只老竹筒，捧在手里对着光一遍遍端详，指腹反复摩挲着筒壁上深浅不一的药渍，眉头微蹙，一遍遍揣摩当年元觉仙配药的分寸、施药的力道。为了把手法练到炉火纯青，他特意寻来一截同款竹子，照着老竹筒的尺寸细细削磨仿制，白日里练、夜里也练，指尖磨出薄茧也不停歇，直到手指的每一个关节都熟记了施药的节奏，每一个动作都透着先辈的神韵。
70年代初，在书记罗知万、院长秦伯成的主持下，在木房子的背后，拆除居民房修建起约500平方米的三层石头房子，成立了住院部，医院床位逐步扩充至20余张，为乡邻就医撑起了更稳固的庇护所。
（2004年“五四”青年节义诊活动）
还有洪志安，他认得几百种草药，能闭着眼睛说出每味药的气味、功效、禁忌。他炮制药材极为讲究，该晒的要晒足，该炒的要炒到焦而不煳，该蜜炙的要蜜润均匀。那时，医院有一个专门熬中药的偏房，1排3个，3排9个，9个柴炉昼夜不歇地为乡亲熬制汤药。有一次，他在炉火旁守了整整一夜，不时翻动药罐，不时凑近闻味辨药香，直到天亮才满意地熄了火。有人说他太较真，他只笑笑：“药是给人吃的，马虎不得。”
肖尚乐，肖旭的父亲，外科医生。他做手术不用助手，一个人能完成清创、缝合、包扎全套，动作干净利落，缝的针脚均匀细密，像绣花一样。他常说：“病人把身体交给你，你就得对得起这份信任。”有一次给一个小孩缝合伤口，孩子哭闹不止，他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，塞进孩子嘴里，然后趁孩子专心吃糖的工夫，三下两下就缝好了。那糖是他特意备着的，专门哄小孩用。
唐景光，唐华明的父亲，会计。但他不仅仅是算账，还管着全院的物资。哪个月草鞋发了几双，哪个月煤油用了多少斤，他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到了月底，他点着煤油灯，戴着老花镜，一笔一笔核对账目，有时熬到深夜。他的账本永远工整清晰，从无差错。别人劝他不必这么辛苦，他说：“医院的每一分钱都是百姓的血汗，不能乱花。”
“安草药”是安心定的父亲。在当时，他是安农公社医院声名远扬的草药医生，百姓都叫他“安草药”。他的本名却少有人提及，只知他是医院职工安心定的父亲。凭着出神入化的草药医术，他在医院留下了无数暖心故事。“安草药”生于安岳，在幼年时，便跟着他人到山上识药采药，对野外的草木药性了如指掌。后来进入安农公社医院，虽为普通职工，却始终守着医者仁心。当时医院缺医少药，百姓看病难、买药贵，因没钱医治，小病拖成重症。“安草药”便把毕生所学的草药方悉数用上，专为家庭比较困难的乡亲看病。他的草药，贵在“灵”与“廉”。每一味药，都是他亲自采摘，清晨带露挖药，午后晾晒炮制，从不假手于人。风寒感冒、跌打损伤、皮肤疮疡、肠胃不适，经他配的草药，总能达到很好的疗效。有次公社里一位老农摔断了腿，没钱去大医院做手术，家人抱着试试的心态找他。“安草药”仔细诊察后，采来接骨草、伸筋草等数味草药，捣烂外敷、煎水内服，悉心调理月余，老农竟能慢慢下地行走。日子久了，“安草药”的名号传遍十里八乡。
他的儿子安心定，从小跟着父亲识药、制药，耳濡目染，也继承了这份仁心与医术，后来成为公社医院的职工，延续着父亲治病救人的初心。安草药一生质朴，没留下万贯家财，却把“医者仁心、平价济民”的口碑，深深烙在了安岳百姓的心里。多年后，当地老人提起他，仍会感慨，“当年的安草药，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好医生。”
（1996年“三八”妇女节女子运动会）
1965年，年轻的周毓林还是安农公社的一名计分员。有人见他做事认真，头脑灵活，便问他是否愿意学医，其实在他心中早就怀揣着治病救人的梦想。不久，他如愿进入安农医院。工作之余，他刻苦钻研医学知识，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，他从扫地、收费等工作，一步步踏入医疗行业。为了精进技术，他常常捧着医书读到深夜，遇到疑难病例反复琢磨、总结经验，日复一日的沉淀，让他的医术愈发娴熟。72年至73年，通过到其他医院的进修学习，他在外科和妇产科领域技艺精进，在痔疮、阑尾切除、胆囊切除、直肠癌等手术方面，总能精准诊断、妥善施治，为无数患者解除病痛。
渐渐地，周毓林有了名气，周边乡镇的百姓慕名而来，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，大家都说“半个县城的人都找周医生看病”，于是，“周半城”的名号由此传开。
1990年，周毓林被任命为安农公社医院院长。彼时的医院设施陈旧、房屋简陋，难以满足群众的就医需求。上任之初，他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建一家像样的医院。没有政府财政拨款，他不等不靠，带领全院职工开启了艰难的建院之路。他多方筹措资金，精打细算用好集体积累的每一分钱。靠着执着的干劲，他共筹集近200万元资金，带领大家硬生生建起了门诊楼、外科大楼等核心建筑。1995年至1997年，为改善职工居住条件，他又牵头推进职工宿舍建设，让10余户职工圆了住房梦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医院从破旧诊所蜕变为专科医院。
周毓林不仅是敢闯敢干的“当家人”，更是终身学习的践行者。当院长的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，勤于为百姓治病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女儿周涛继承了父亲的衣钵，潜心学习医学，传承父亲的诊疗技术与医德风范，凭借过硬的技术和暖心的服务，在群众中树立起极好的口碑，续写着周家的医者传奇。
（医院后花园全景）
这些名字，如今听来或许陌生，但在当年，他们都是木房里最忙碌的身影。那是一个“子承父业”的时代，一家子都在医院，既是单位，也是家。简陋的木房里，几张桌子便是接诊的全部阵地，而医者的仁心，便是最珍贵的诊疗良药。
70年代，凭借元觉仙传承，秦伯成的肛肠诊疗绝技在医院的名气愈发响亮。内江市卫生局专程组织专家来院考察。那天，专家们坐在木房门口的长凳上，看着秦伯成接诊了一个又一个病人，手法娴熟，疗效显著。其中一位专家还亲自查看了元觉仙留下的那只老竹筒，掂了掂分量，闻了闻药香，感慨道：“这才是真正的宝贝。”不久后，一块由优质实木打造、黑字鎏金的雕刻牌匾，被郑重悬挂在医院大门右侧，“内江市安岳县痔瘘医院”。“看痔疮，到安农”成为当时安岳百姓乃至周边地区百姓的共识。
90年代初，医院迎来了第一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。1993年，杨小兵、杨军、喻中会、吴昌惠等4名大中专学生走进医院。他们穿着白大褂，背着崭新的听诊器，在老医生们眼中，像一群雏鸟。院长把他们叫到跟前，拿出那只老竹筒，让他们轮流看、轮流摸，感受那温润的触感，看那凹陷的拇指印，让年轻医生们对医院历史产生难以言说的敬畏。
此后，1994年袁勇、曾祥英等人进入医院，医院逐步形成了“老中青结合”的人才梯队。那几年，医院门诊日渐增多。患者做完手术，只需在病房里休息半小时便可回家，既便宜又便捷，复发率极低。有患者送来锦旗，上面写着“妙手回春，仙医再世”；有患者送来鸡蛋，硬塞到医生手里；还有患者每年春节都会来拜年，说是“认准了这里的医生”。医院的口碑在百姓中口口相传，肛肠专科的品牌愈发响亮。元觉仙当年的“仙医”传奇，在一代代医者的手中不断续写。
—《未完待续》—
